我，钱基博，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二日，与孪生弟基厚同出生。我们的家族历史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至吴越最后一位国王钱俶（钱鏐孙）。长久以来，我们的江浙钱氏一直是望族，而无锡的我们更是文化家族中的典型。无锡的我们分为山、湖两大支，我属于堠山城西支，是武肃王（钱鏐）第三十二世孙。
父亲我之父，名福炯，在二十岁那年考取秀才，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同时又喜欢行侠仗义。他母亲，我之母，是孙宜人氏，她出身书香门第，是无锡石塘湾世家大族孙竹筠之次女，有“通字义，辨句读”的才能。我四岁时，由我母亲开蒙授予《孝经》。五岁时，我从长兄基恩受教；九岁时，我完成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和《春秋左氏传》的学习，并能背诵这些著作。我十岁的时候，被伯父子仲眉公（钱熙元）教导策论，并课以熟读《史记》，以及诸大家文选。而我性喜阅读史书，从十三岁开始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圈点七过。
我的父亲虽然是一介儒者，但他约束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待宾客，以免生气。他还因为科举废除而学校兴起，没有规矩，只长嚣薄，无裨学问。而他命令我杜门读书，不许入学校，也不得以文字标高揽己，或沾声名也。
在同时阅读古籍的过程中，我还在《格致新报》上阅读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并自学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和 《八线备旨》的课本。
1903年，当我十六岁的时候，在《新民丛报》（原称“新民丛报”后改称“世界日报”）发表了文章，《中国舆地大势论》，颇得梁启超赏识。此外，还撰写了一篇关于说文解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国粹学报》（原称“国粹丛刊”后改称“现代评论”）上。
少年时代，即便老成持重，但我的文章风格却古朴隽永。“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我自评其文章：“取诂于许书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
随着思想上的转变，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下，我开始研究西方知识，与吴锦如等八十余同乡组织理科研究会，延请教师讲授物理化学博物生物卫生和日语等课程。1906年的某个时候，一位叫薛南溟先生聘请我去给他的儿子薛學潜教授算术。这段时间里，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所以从十三岁开始就深入研习司马光编著的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并对其中做出了圈点七过的情形记录下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无锡地区也迎来了光复。在这期间，我任职于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并撰写了一部名为 《光复志》的文献。此外，还被顾忠琛聘用担任援淮部队总参谋，因功升衔中校，并参与江苏都督府工作直到战争结束。在此之后，又历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图书馆馆长及多所师范学院教授，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4年夏季，因为健康问题辞去了清华大学教授职位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国文教授期间，因反对卜舫济阻止降半旗悼念死难工人的事件与其他华籍教师一起离开该校，最终共同创办了新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其中包括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一职。我撰写了一篇介绍成立情况的心灵寄托，该作品发表于该校半月刊中。1927年的北伐期间，因为交通困难导致无法前往教学岗位，所以兼任两所学校课务工作直至交通恢复正常的情况发生改变。在这段时间内，一共出版了三次版本，每版都很受欢迎，因此决定将其简化命名为 《文学史_._
1932年的某个时候，《文学史_.付梓,出版后影响巨大畅销一时柳诒徵、王利器等知友皆致函赞誉短短四年连版四次以后，更改名称成为现今常见版本之一。这一年间，以后的每一次修改都能带来更多好评，让人印象深刻且令人期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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