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钱基博，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二日，与孪生弟基厚同出生。我们的家族历史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至吴越最后一位国王钱俶（钱鏐孙）。长久以来，江浙的钱氏一直是望族，而无锡的我们更是文化家族中的典型。无锡的我们分为山、湖两大支，我属于堠山城西支，是武肃王（钱鏐）第三十二世孙。
父亲我二十岁就举秀才，为人淡泊名利，又好义急公。母亲孙宜人氏出身书香门第，是无锡石塘湾世家大族孙竹筠之次女，她能“通字义，辨句读”。从四岁起，我便由她开蒙，并授《孝经》。
五岁时，我“从长兄基恩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时，由伯父子仲眉公(钱熙元)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文选。而性喜读史，从十三岁开始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并圈点七过。”
父亲约束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待宾客，一切都为了维护家庭规矩。我被严格教育，不得随意外出，更不得在学校里打扰同学。我自学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以及数学和几何等课程。
1903年，我16岁的时候，在《新民丛报》的文章中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受到梁启超先生赏识。此后我还撰写了许多文章，如刊登在《国粹学报》的“说文”。
我的文章风格古朴隽永。在学习过程中，我取材于曾文正书，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使之更加深刻和精炼。我自己评价我的文章：“取诂于许书，采学萧选”，植骨扬马，以陈寿为本叙事，以苏轼为准议论，“务为抑扬爽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西方知识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朋友们组织理科研究会学习物理、化学等课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学习了一些日语课程。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无锡发生了动荡的情况。我任职于江西提法使陶大均幕下，被他誉为龚定庵复生，对他的文章赞不绝口。但是我拒绝北洋军阀赵秉钧和冯国璋的邀请，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投身军事领域，不应再参与政治活动。
1921年后，我先后在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教职工作。在这些地方我教授中文文学，同时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史。在这段时间内，我完成了著作 《文学史长编》（后改名为 《文学史_），这部作品影响巨大，被多次翻印销售良好。
1932年的夏天，《文学史长编》的第二版出版，此后连续三版畅销一时。这部作品让我声名鹊起，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当日本侵略者来到中国，大量文字材料被破坏或遗失，这让我的研究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1946年，当抗战结束并且战争平息下来，我前往华中大学继续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那里，我继续致力于考察和整理各种文献资料，并尝试将它们用于教育改革。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如建立博物馆收集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捐赠个人藏品给社会机构，这些都是为了推广中华文化而努力做出的贡献之一部分。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由于是被错误地划定为“右派”典型，所以遭到了迫害直至去世。这场运动对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但即使如此，也没有阻止我对文化与教育事业的热情与贡献。